在1970年，章士钊心里像揣着小兔子般焦急，因为他的《柳文指要》迟迟得不到出版。出版社像小学生一样，要求按照当时的理论来修指示书，那位坚韧的老人可不想就这样妥协。他紧急写信给毛泽东，解释自己研究柳宗元的文章只是为了训诂和考证，而不是想借古人之名搞些政治上的花样。这个决定可不是随便做的，这背后反映了章士钊的性格：说话时灵活如猴子，但也懂得什么时候该收收尾。在他内心深处的判断里，自己不想把私人意见变为政治武器，简单得很。

毛泽东看到信后，对章士钊这样的老学者出手相助，果断地批示道：“不需要他修改，毕竟古人有些智慧是值得尊重的啊！”可没想到，在1971年，这部书终于如期问世，犹如一颗大苹果从树上掉落，终于到达了读者的手中。

说到这里，不妨回到14年前的一个风波。1957年，人民政协的座谈会上，章士钊灵机一动，讲起宋太祖赵匡胤。这位慈祥的老祖宗建立宋朝之后，功臣们是否会被一刀切清算呢？章士钊用一个“水果筐”的比喻，形象生动地提醒共产党：“水果筐里有几个坏果子，不能就把整筐都丢掉嘛！”这话说得像是给了当时紧绷的气氛稍微一松弦的机会。可惜，那段时间正是反右派运动的盛行，很多知识分子因发言不幸被施以“审查”之苦，章士钊的比喻，立刻被其他人理解成了他对当时做法的“提前批评”。 宝威体育

会议结束后，大家议论纷纷，榜样的力量仿佛变成了“紧箍咒”。章士钊立即察觉到危险的气息，连夜给毛主席写信解释：“老大，我没想那么多，只是担心历史的悲剧重演。”这位智慧的老者没有七嘴八舌地为自己辩解，只是把真相大白于天下。毛主席看完信，心里像开了窗，向有关方面表示：“放心吧，章士钊没有恶意，想法是好的。” 这一番维护不仅封住了风声，也让章士钊在政治风口浪尖中安然无恙，继续在文史领域发光发热。

这份“保护伞”并不是来自于简单的长辈之情，更因为早在1920年，年轻的毛泽东为了帮助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时，章士钊可是出过力的。尽管这两位在政治观念上并不相同，但章士钊从来没有趁机去打压共产党，毛泽东甚至多次提到这段交往，认为章士钊给革命事业带来了贡献。

然而，章士钊的资历可不是一天练成的。他年轻时可是一位名人，1903年就开始参与《苏报》的笔政，因批评清政府卷入“苏报案”而被牵连。之后，他留学日本、英国，学习法律和逻辑学，把那些西方的逻辑知识带回国内。辛亥革命后，他如鱼得水，活跃于政界和报界，还在北京大学任教。更有趣的是，他曾为“老前辈”陈独秀辩护，这样的人物可谓是老式士大夫与近代知识分子的完美结合。 宝威体育
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他积极参与国共谈判，1949年作为和谈代表走到北平，谈判破裂后，他心灰意冷地去了香港，但从未放弃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走上了人民政协的舞台，担任多项职务，直到1971年，他的心愿《柳文指要》才露出了曙光，这个音符终于被奏响！毛主席也非常欣赏他，表示这部书可以出版。甚至在1972年，周恩来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时，把这本书作为礼物赠送。想想看，书进了美国国会图书馆，可是个大新闻，这不只是出版乃至了十几年的心血见了光，简直就是开了金口。

到了1973年，虽然他已经老去，身体乏力，但依旧骑马在事业的战场上奔走，尽力为国共关系和国家统一出谋划策。没过多久，7月1日那天，他在香港安详离世，像是一颗果实终于掉落在大地，安息在八宝山革命公墓。这一生，他不仅留下了学术的痕迹，更是在历史的长河中，给我们上了一堂有趣而深刻的历史课。